社交媒体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娱乐方式，社交媒体的虚拟性、即时性、个性化特征对大众文艺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催生了众多网络时代独有的文艺现象。新的现象呼唤新的理论与阐释，6月10日，由中国文艺评论（首都师范大学）基地、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以及筹建中的首都师范大学网络文艺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文艺的中国话语表达与审美教育实践工作坊”在京举办，为深入理解和应对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变革提供了有益的洞见与启示。
在大国间“认知竞争”背景下，“网文出海”对于大众文化领域国家间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的塑造能起到作用，海外读者通过网文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现状如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贾佳及其研究团队分析了海外读者对网文的关注焦点，以此进行对中国网文构建的文化世界、读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想象的塑造机制研究。通过对在海外传播的中国网络文学的标签、梗概、读者评论等的词云分析，贾佳认为，关于网文类型的描述中，动作文、修仙文、玄幻文、幻想文等关于世界设定、情节桥段的词汇以较高频率出现；情节要素中，爱情、喜剧、由弱变强、高智商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海外读者在评论中最关注的是故事、世界观的设定、作者等方面。语言形象方面，网文中的中国语言、文化用典塑造了底蕴深厚的文化形象；事物形象方面，护身符、法宝、气、道、武侠、玄幻、江湖、风水等高频词引起了海外读者的文化兴趣；人物形象方面，海外读者接触到的有关青年奋斗、亲情、家族情仇、门派振兴、集体文化等内容，则会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的认知。贾佳提到，在目前的对外传播文化战略中，自上而下的话语建构与自下而上的作品表达两种路径最终抵达的效果不尽相同，两者的差异与联系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颖认为，对于目前以架空时空的幻想式网文为主要创作模式的作品，其家国情怀等价值观的当下性的落点在何处，如何在合理的网文生态机制下引领业界通过作品生成民族的精神纽带及形成文化形象，是未来研究应该关注的方向。对于如今中国网文比传统文学名著在海外更有影响力的原因，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杨全观察，由于海外读者往往过度追求西方的“政治正确”，以及中国网文的主角与他们以前接触的其他国家文化作品中例如以“宅”“废”为特征的主角极为不同，所以一些中国网文主角朝着目标“无所顾忌”的做事方式给他们带来了新鲜感和爽感。
2020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中增加了新类别“网络微短剧”，这一年被许多研究者称之为“网络微短剧元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慧指出，此番网络微短剧的兴起，主要来源于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应用向虚构类内容进行的拓展。据她研究，网络微短剧的特殊性在于其文化融合的样态，微短剧将广大的网络生态、网络文艺中的各种类型要素提取，高度浓缩了类型化创作中的关键要素，以一种“大纲”式的风格紧凑罗列呈现，并时刻指向背后更广大的网络文化乃至社会文化文本。其视听语言则结合了专业性生产和非专业性的特征，例如只保留关键信息和高潮段落，令台词与镜头都没有浪费的持续高强度的情绪铺垫与供给，对空间极尽简约省略，具有一种可以被接受的“粗糙”等。微短剧展现出了道德化等网络文艺审美取向，是一种高度与世俗文化对接的故事样态。微短剧的情感被放置到了故事的内核位置，大量激烈的戏剧矛盾和冲突，都可以通过爱情、亲情、友情等人物情感来体现并且化解。相比传统影视剧，微短剧更加需要数量庞大的题材支撑内容，所以一些窄众的题材例如微短剧《大妈的世界》所关注的内容会获得机会成为剧集主线，从而使观众在娱乐中获得教益。此外，微短剧中的“网红”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微短剧具有了用户黏性。黎杨全则提醒人们不仅要关注短小形式带来的用户黏性，还要关注长篇网文、长篇视频被社交媒体“内部改造”了的微型化趋势，比如人们看了一小段剧情就马上用弹幕进行讨论，这和用户刷短视频马上看评论的使用习惯其实是一样的，导致看上去是长篇的内容，但实际上是微、小内容的连缀。
“可爱”一词作为日本文化元素被广泛流行大约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女性，如今网络上“萌翻了”的“萌物”、“爆棚了”的“少女心”、“让人上头”的流行偶像和卡通公仔玩偶以及“网红”短视频的元素设计，这些似乎具有“可爱”特征的对象，其风格已经渗透到了大众审美中，成为自媒体网络文艺的一个突出风格特点。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张洪亮以“可爱制造”为题，介绍了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倪迢雁对流行文化及20世纪美国“可爱美学”的研究，并将“可爱美学”的内涵引入当下网络流行风格中进行探讨。她提到，“可爱”的审美体验是不对称的、不平等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权力差，主体是强大的，“可爱”的客体弱小。而在商品的范畴里，正如倪迢雁所述，“可爱”要求将商品视为一种拟人化的、不如审美主体强大的对象，从而特别吸引我们进行保护和照顾。张洪亮认为，风靡全球的游戏《集合啦！动物森友会》使得用户有一种对田园或浪漫的期待，使用户与商品之间有了更简单而更亲密的联系，从而进入更简单、更感性的使用和消费世界中。但在其引领的“可爱拜物教”在社交平台发酵后，玩家却变身为“数据劳工”，他们不断贡献数据流量，例如进行玩游戏、做任务等“玩劳动”，自己画场景、卖家具，有偿或无偿地扩展游戏的单元。张洪亮还提到，作为形象或叙事方式的“可爱”具有不稳定性与自我更新的能力，例如小黄人“讨人厌”的“失败叙事”也是一种“可爱”。
“如果说过去‘作者电影’主要面临的是审美接受问题，那么如今和未来的‘智能影像’首先且主要面临的是创作者对艺术样貌的不可预判性，或者说极大提高了艺术创作的期待感。”如今AI技术对于影像的企图已经不仅在于帮助人们简化影像生产过程和模糊影像真实的边界，而是更多地参与到影像美学的构成以及更多地将具体人的创造主体性让渡于随机的、拼贴的、多元的人类影像审美经验重组，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讲师张强提出，智能影像将带来关于元电影与元影像的思考。张强介绍，如今智能影像软件可以自动为CG角色制作动画、灯光效果，并将其组合到真人实景中，也可以捕捉演员的身体动作后进行便捷化的艺术再处理，极大改变了视觉特效的制作方式和流程。有的智能影像生成软件则依托于社交平台，独特的智能影像可以转化成一种社交体验。张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艺术风格，引出了区别于传统人为艺术的“计算机艺术”概念，媒介的发展则带来多媒介空间，使艺术的传播与接受也呈现出新的样态。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光提出用“美学感”的概念代替美感概念和审美概念，以赋予智能影像特征新的涵义。他提到，随着技术的升级、其“感性能力的完善”，智能影像已经能够把美学知识纳入生成的影像中，按照美学的规律捕捉影像和塑造影像。针对智能影像带来的文化影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海龙认为，使用智能影像的创作者失去了体验人类创作摸索灵感的痛苦和得到灵感柳暗花明的痛快的过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疆锋认为，就像在徐冰的人工智能无限电影项目中，每个观众通过改变关键词都可以成为“编剧”，智能影像颠覆了传统艺术的主客体地位与关系，改变了凝固的、终结性的艺术作品状态，使艺术作品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